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7月,他在题为《应该直接对支那朝鲜两国开战》一文中,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内修德政,勿负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鲜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支那为敌人,断然开战”,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过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处崇拜支那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即一万元纸币上。纵观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八十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然而,福泽为日本所设计的以对外侵略来扩张国权的道路,虽曾给日本带来了一时的“荣耀”,但却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也最终使日本走向失败的深渊。对于近代日本来说,真所谓“成也福泽,败也福泽”!如何对待和使用福泽给日本人留下的思想遗产,足令后代人三思。

        福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的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启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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