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财政部长6月4日在伦敦举行两天会议，达成一项向大型跨国企业征收“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全球性协议，税率初步定为15%。这么做将杜绝大型跨国企业利用全球化的便利，躲避在主要是发达经济体盈利的缴税义务，同时避免各国政府为吸引跨国资本而竞相削减税率的恶性竞争。一旦落实，“全球最低企业税”或有助于纠正全球化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恶果，并加强全球化的可持续性。

这一协商多年、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倡议的征税举措要取得成功，接下来还须取得更多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包括成员有金砖国家等巨型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的二十国集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用“历史性”来形容协议，认为这会终止各国在税率上的恶性竞争，并为各国中产阶级和劳动队伍带来更为公平的环境。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壮大的这30多年间，让跨国资本得以摆脱主权国家的法律和税赋制约，“全球最低企业税”赋予主权国家扳回一城的手段。受影响最大的应是游走于各国国界的国际互联网科技巨头，如亚马逊、面簿等。它们在各国赚取庞大的利润，却利用全球化的法律漏洞，把利润计算在企业税率最低的国家，规避了在高利润市场每年数以百亿元计的缴税义务。

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已经引发各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势力崛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不满情绪，也迫使主权国家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来纠正跨国资本不合理的避税行为。为阻断病毒传播的封城锁国策略，冲击了广大民众的生计。各国政府纷纷追加财政预算，缓解民众的经济困境和防止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在疫情中盈利仍然在增加的跨国企业，显然不能再继续规避自身的缴税义务。

七国集团所公布的“全球最低企业税”全球性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仍待确定，但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它纠正了全球化的弊端。跨国资本一方面享尽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利用全球化的便利，规避应有的社会责任。这种不公现象不容持续。其次，它有利于全球化竞争的可持续性。各国不能也不必再通过削减企业税率的粗糙方式来吸引外资，而是以经商环境、法治水平、劳动力品质等“真实”实力，进行更公平的竞争。第三，一日千里的互联网和智能科技，不但让高科技企业盈利的速度有所加快，其影响力也日益溢出经济领域，足以影响社会舆论和政治结果。面簿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就被指公然干预民主选举和钳制言论自由。“全球最低企业税”让各国政府开始拥有反击的工具，抗衡这些科技垄断巨头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一政治领域的博弈结果，或许需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虽然“全球最低企业税”的细节还有待厘清，对于新加坡这个开放经济体而言，短期的影响还不易评估；长期而言，则应当是利大于弊。新加坡的企业税是17%，高于15%。再者，新加坡的国际枢纽地位，以及其他优异的综合条件如政治稳定、法治完善、医疗体系先进、对贪污零容忍、环境清洁、劳动队伍素质高、欢迎国际人才等，其实无须凭借企业税率的单一条件，来争取跨国资本的青睐。

因此，“全球最低企业税”如果得以落实，会营造更公平的全球化竞争环境，有利于实力充足的国家，在世界市场里吐气扬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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